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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媒介公共性问题上，中国学界存在两大分歧：一方认为，媒介是否能够实现公共性取决于体制与制度，在我国目前党管媒体的制度框架下，媒介公共性的实现存在着无法超越的壁垒；另一方则认为，公共性是媒介的天然属性，一切媒介都具有公共性的基因，就我国而言，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承担了部分公共领域的价值，呈现出公共性的色彩。

　　如何理解公共性

　　公共性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并不仅仅在政治研究领域内使用，它被广泛运用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内涵，在语用和语义上也发生多种变型，难以简单概括究竟什么是公共性，这也证明了公共性的构成具有多种意蕴。

　　谈论公共性无法离开私人性，他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二者泾渭分明，并以对方的存在为基本前提。公共性与私人性是对人的活动所包含的关系和属性的一种反映，它们相互区别又互为前提。人们从“公”的世界中出来，转身就会进入“私”的世界，其中并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汉娜·阿伦特作为上个世纪美国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公认的对“公共性”思想论述得最为系统的学者，在她看来，是否具有公共性是构成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借助古典希腊城邦进行了公域与私域的区别。古典希腊城邦的自由民在走向城邦时完全去除了“私域”，以家庭生活必需品为指向的“私域”由奴隶完成。但事实上，公共性与私人性作为人的两大对立统一的属性具有不可割裂性，无法想象一个只有公域而没有私域的人的存在。阿伦特作为政治哲学家，其论述带有形而上学性。为了能够更好地表述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差异和分野，她以空间上的区隔来具体化二者各自的内容偏向和所指。

　　在古典希腊罗马的城邦中，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私人领域在空间上指家庭，“私人的”是隐蔽的、不可见的，是在私下或有限的人际环境。“私”的真实内涵仅仅是指以个人生活为中心取向的占有形态和活动内容。

　　公共领域在空间上的发生地为古希腊、罗马的市集或广场。城邦是公共领域，也是自由的领域，所谓的自由是超越了生活必需品的限制。家庭生活只是为了城邦中“得体的生活”而存在。城邦的公共领域从不以生活为目的，而是为了人自身的永恒和不朽的价值。公是以集体生活为中心取向的占有。“公共的”意味着可见的或可以观察到的，是在“前台”上演的，公共性自身具有可见性。

　　哈贝马斯继承了汉娜·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基本分析，但通过历史的方式论述了人们走向公共领域的另一种力量。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阐述了如何才能达成公共领域，而资产阶级作为一种公共领域当中的类型，其形成的基本动因则是基于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抵抗国家权力的侵犯而形成的意见集合。哈贝马斯以自由主义的向度构筑了公共领域形成的新动因，并以阶级为解释的基础重新考虑了公共性与私人性二者之间的关联。这一解释尤为适合晚近以来的公共领域即政治领域的现状，尤其是经济的力量日益强大，政治公共领域以利益为基础的聚合与协商成为常态，传统政治价值观陨落。

　　事实上，公共性作为一个内涵庞杂而又有多重意蕴的词汇，自身也存在着层次性。阿伦特的古典政治哲学之所以被赋予极高的地位，正是让人们意识到，在走向聚合的力量中不仅有出自人的生存和私利的愿望，这是一场无休止的竞争，人类公共性最终的达成还有重要的一个维度：道德与正义，这意味着人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人的精神走向永恒与不朽的终极道路。

　　公共性概念虽然在各个领域中被广泛使用并具有不同的含义，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一种属性，它的本意并不指物质世界或者自然界。因此，阿伦特所阐述的公共性内涵代表了公共性最为本质意义上的含义，公共性天然具有政治的含义。媒介公共性正是在这一含义的基础上的从属概念，也就是说媒介公共性是从属于政治公共性的概念。其原因在于媒介并非自然之所，自从其诞生就被人类使用并形成了相应的媒介传播秩序，并与外在的政治秩序相互统一。

　　如何理解媒介的公共性

　　1、公共性是媒介产生动因

　　传播是人的客观存在。施拉姆说，人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这样一个“必需的”“无所不在的”传播活动，是与“我们周围的人类环境相联系”的。①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成为传播形成的必须手段，没有媒介就没有传播，传播促成了媒介的产生。

　　从传播媒介的存在可以透视媒介产生的指向。这种手段是人从自我走向他者的桥梁，是走出自身建立人类广泛联系的途径。这一指向首先强调的并非是人与自然世界的交流和沟通，而是在人与人的氛围中达成的畅通。相对于人类存在的外在世界而言，人感受自己的能力更为强大，方法和手段均来自先天的物质器官。但仅凭借自身去观察和了解世界的手段是充满局限的：从时间上我们无法永恒存在；空间上，我们不是顺风耳也没有千里眼，人类的活动只在相对狭小范围内进行。

　　而媒介所实现的正是对自我的突破，它指向的不是自己，不是走向更多的遮蔽，不是物质之间的交换而是人与人关系的组建。因此，从媒介产生的需求中可以看到媒介具有的广泛共有性和公开性。这些都是描述公共性所具有的重要特性。如果考察大众传播媒介，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明确。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先天存在着一种雄心，更多的是为满足人对外在的客观世界的探求。也可以说传播媒介通过符号化的方式构筑了人外在的存在环境，这满足了人们对外界探求的无限期待。这一人类的发明和创造，超越了狭小的人际环境，无限延伸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手段，从而造就了更为广泛的联系。

　　2、媒介公共性是公共性的表达

　　表达是人的天然的需求，是人的存在方式。媒介为人的表达需求存在。在此基础上，媒介的公共性就超越了其产生的天然属性，进入了另一个层面：人们通过媒介对公共领域进行的表达，即媒介呈现的公共性的面貌。也就是说媒介作为人的表达中介，承载着人的公共性的需求。

　　作为表达的手段，媒介的表达既可以有私人性的内容，它因“遮蔽性”被打开引发了观看，也可以有公共性的内容，它由此建立起人们和外在世界的广泛联系。这是一个完整的媒介表达的现实，并各自存在特有的价值。媒介的“出生证”来自于人自身的需求，而媒介的“派遣令”则决定于媒介表达的现实能力，即相对于公共性的需求而言，任何媒介都存在着表达的优势和劣势。也就是说，媒介的技术手段对公共性的表达存在一定的影响。以文字符号为主的报刊、杂志和书籍公共性较强，因为文字的理性和逻辑性较强，适合于思想和观念的表达；而以声音和画面为主的电子媒介在公共性的表达上显然不足。技术手段对表达并不造成决定性影响，而是使媒介表现出自身天然的偏向。而政治模式和制度在媒介秩序上的设定，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对公共性表达产生不同的安排。自由主义的美国大众媒介在商业运行方式中实现着媒介表达的多元化，欧洲则以公共传媒体制来保障媒介免于国家和商业两种力量的侵染保持独立性。但在席卷全球的消费主义大潮中，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的娱乐化和感官消费，使公共性的旁落成为不争的事实。

　　结 论

　　中国理论界在使用媒介公共性一词时多有禁忌。因为公共领域或者公共性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来自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一书，哈氏一再在书中声明所谓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不能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被使用。在此书中哈贝马斯谈到报刊媒介如果运用公共性原则行事，其本身也是公共领域，这给新闻传播媒介的理论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但限于历史阶段、政治环境的不同，中国媒介理论界在利用这一舶来品建构媒介公共性时，由于缺少与西方相似的社会语境而底气不足。但随着概念与实践的普及与验证,公共性作为媒介的重要属性在媒介的表达中呈现出的意见集市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如何扩大媒介的公共性，如何借助于媒介的公共性完成社会的进步、民主的表达是当下中国最为迫切的问题。这也是媒介公共性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逐渐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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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①威尔伯·施拉姆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北京 边 巍